城市空间一直是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的核心要素之一。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城市空间经历了理想空间—功能空间—人文空间—可持续综合空间的发展，在“互联网+”时代，社会组织又呈现出自组织、扁平、多元和碎片化的趋势。作者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陈虹，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所刘雨菡在《规划师》2016年第4期撰文，文章在梳理城市空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思考“互联网+”时代对城市空间造成的影响，认为城市空间的组织将会趋向非均衡发展，城市功能分区将进一步模糊化，土地利用更加兼容混合，公共空间将成为城市空间的关键节点；同时，由于自组织化的时代特征、更广泛的技术支持公众参与及大数据支持空间研究，未来的城市空间尽管有多种不确定性，但其构成将会具有更多的人文因素以及导向的确定性。“互联网+”时代对城市空间的影响1城市空间组织的非均衡发展“互联网+”时代是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基础的。早在20 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关注到信息技术对城市空间集聚—分散的影响，认为信息技术弱化了空间相互作用与距离之间的关系，工业时代的地理学规律—“集聚—扩散过程遵循空间距离递减规律”在信息时代的适用性下降，凯姆克罗斯(Caimcross) 就此提出了“距离已死”的观点。陈曦、翟国方认为，信息技术将使城市空间结构发展呈现出集聚与扩散并存的非均衡的态势，一方面，高层管理机构加速向中心城市集中，进一步强化和扩充城市的功能及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极大地提高了城市各种功能的区位自由度和空间相互作用，从而导致经济运行对空间依赖程度逐步降低，使得制造业从城市中分离出来，形成研发中心、产业园区等。赵渺希等人整理了分散说学派与重组说学派对信息时代城市形式的比较，分散说学派认为在互联网时代，经济社会活动日益依赖于信息网络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距离的障碍，区位的影响力被削弱，城市圈层的发展格局被打破并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的发展格局；重组说学派则认为，信息技术对于城市空间组织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分散了空间活动，更在于支撑了中心区的聚集与高强度开发( 如由于城市整体交通出行系统的改善，到达CBD 的时间将减少。2城市土地利用更加兼容混合，公共空间将成为城市空间的关键节点“互联网+”以“连接一切”的形态实现了技术( 互联网技术、云计算、物联网及大数据技术等)、场景、参与者( 人、物、机构、平台、行业及系统) 的瞬间联系，“互联网+”表示的含义为互联网可以与一切行业发生关系，首当其冲的就是零售业、媒体和广告业，这些行业与互联网的关联最紧密，受冲击也最厉害；其次波及餐饮、旅游、教育及医疗等行业，这些行业与居民生活联系密切；最后，“互联网+”将涉及更为“沉重”的行业，如房地产、能源、金融和批发商业等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生活形态。首先，伴随着工业生产的高级化，尤其是以知识生产为主的空间组合在地域上的分散化分布，成片工业区的生产模式将被取代，“工厂已经不再是一个区域，而变成了全球网络。产品不再由一个工厂生产，而是全球生产”。其次，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逐渐模糊，居住空间与就业空间兼容。随着居家办公、远程服务和电子商务的普及，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网络的智能化连接，供需方可以很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可直接形成信息反馈，在产品交换过程中，原有商业的中介功能只需要通过互联网即可瞬间完成，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一体化；由于人的工作动机由主要基于经济利益的单一考虑转变为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并重的综合考虑，城市的生产功能和流通功能( 商业空间) 的兼容化也将越来越突出，工作、娱乐、生活及休闲的场所边界和空间概念变得更加模糊，城市功能空间更多的转化为相互依赖与融合发展的关系。最后，城市公共空间( 包括城市中心区、商业区和绿地广场在内的广义的城市公共空间) 将成为城市空间的关键节点。凯文·林奇(Kevin Lynch) 曾经讲过，“城市是集体历史和思想的庞大记忆系统”；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指出：“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通过互联网使人们离开网络、回归生活”，这是混合型社交网络先驱Meetup.com 的营销口号，人们以社会交流为目的聚拢在一起，是智慧城市的真正应用。公共空间对于城市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实体特征形态在城市空间形态中的作用，还在于它使人们在空间的体验过程中产生特定的感知和记忆，正是这些记忆的集合形成了空间的整体意象，使人能与空间产生超越物质环境的深层次联系，并进一步成为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承载物。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尽管生活、生产的空间已模糊，但以体验为空间特性的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将不断加强，它将成为装载城市事件、体验交往需求的容器。3更多的人文因素将影响城市空间的形成20 世纪60 年代，达维多夫(PaulDavidoff) 提出：城市规划师应该代表并服务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特别是社会上的“弱势”团体，通过交流和辩论来解决城市规划问题。达维多夫的观点成为倡导性城市规划理论的先河，在此基础上，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得以普遍开展。但与互联网将公众作为产品推广乃至企业精神的核心相比，城市规划在思维基础上仍存在着明显的精英化倾向，“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促进公众参与规划带来了新的机遇，促使城市空间的塑造尊重人本身的活动需求。(1) 公众参与突破了时空的限定和依赖。在过去，公众参与的入口是实体场所( 公众参与需要亲自参与到场所中)；在web 1.0 时代，公众参与的入口是网站( 访问参与的网站，向参与的邮箱发邮件)；在web 2.0 时代，公众参与的入口则转移到公众自己的移动通讯终端、社交网络终端，与此同时，公众参与的传播渠道也开始摆脱对传统媒体的依赖和对公告栏等实体空间的依赖，通过互联网进行扁平化、裂变式传播，并以建设服务于多方信息共享及知识交换的参与共享平台为新的趋势，包括信息交流平台和公众参与平台两大部分，支持使用者间的信息互动，且支持系统在不同的规划情景中进行调整和完善( 图1)。
(2) 公众参与有了更多来自民间的力量，影响了城市空间的构成。互联网时代信息的民主化、参与的民主化及创造的民主化推进，改变了公众的参与意识，也改变了社会力量、政府力量和规划师群体的组织、交互及博弈方式。“互联网+”时代，依托微信群、微信公众号、微博、豆瓣和知乎等在线社区，社会自组织力量大幅提升，众包、众筹及众创等小规模自组织形式的活动大量涌现，在城市规划相关领域，大批规划师、建筑师和学者自发组建起关于历史保护、旧城更新等社群，民众通过多种形式主动参与到城乡规划和城市治理中，公众从缺少组织的个体参与向有目的、有行动力及有专业知识的社群参与转变，社群的力量使规划实施由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例如，广州在豆瓣上建立了“旧城关注组”，关注恩宁街及周边社区的物质空间和街区的人文情怀，反思城市发展模式，推动规划公众参与，建设讨论平台，促成改造事件相关方和关注者的有效沟通；2016 年初，中山大学就地铁线路问题，在其官方微信号中发出调查：“中大人，地铁十号线穿南校而过，你同意吗？”，该条微信被大量转发，阅读量达到7 万条，引发了地铁线路规划的广泛讨论。(3) 公众参与的形式从需要公众的主动参与变成无需公众意识的被动参与，城市空间的引导更基于对人本身行为及其交互规律的理解。IC 卡刷卡记录、GPS 轨迹、手机信令、带位置的微博和照数据等被称之为“数字脚印”的大数据，使规划可以对人类的行为进行大规模、客观、连续及实时的感知、观测和计算，这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以往以收集资料为目的的调查类公众参与方式，体现了“感知即参与”。例如，在城市实体空间研究方面，规划师利用大众点评网的用户点评数据来研究城市服务业的服务质量和空间分布情况，利用搜房网的居民住房信息来评价城市居住区环境质量和空间分布特征；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方面，利用GPS 或智能手机的位置服务功能，通过典型地区( 城中村、门禁社区及大学校园等) 居民的出行和活动轨迹来判别城市社会空间特征或分异问题，利用微博文本数据来研究城市的社区生活或安全问题等。聂婷等人在对珠江景观评价的研究中，用新浪微博的签到热度、大众点评的点评热度评价珠江沿岸景观节点的使用热度( 图2)，并对广州塔的评论进行了词频分析，了解公众对广州塔的总体评价，对珠江沿岸景观的进一步优化提出了建议。
4更多的人文因素将影响城市空间的形成过去关于城市空间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城市物质层面，这是因为它们是有形的，然而通过“互联网+”的产物—大数据，则可以越来越真实地“看到”城市的重要社会进程。互联网推动城市的变化，它是研究城市空间、城市问题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大数据挖掘技术日益成熟的背景下，应用全球定位系统、网络日志、社交兴趣点、手机数据、浮动车数据和公交刷卡数据等方面的技术进行时空数据挖掘，一方面能够更为直观、精细地研究城市空间结构的动态变化；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群体活动数据与城市空间结构匹配度的分析，深入了解群体活动对城市空间结构的适应程度，为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提供技术支撑，使城市空间的形成有更明确的导向依据。例如，在关于中心体系的研究中，丁亮等人将伦敦203 万人、1122 万条地铁刷卡数据在空间上以1500m 为半径进行聚类分析，发现人流向多个中心集聚，证明伦敦是多中心结构的大城市；钟晨等人根据新加坡的公交刷卡数据，采用空间插值和汇总统计方法分析了新加坡空间结构的变化，发现随着公交和地铁系统的完善，出行距离和客流量都在增长，反映了城市的联系强度在加强，有地铁站点的城市枢纽的功能集聚度增强，增长的公共交通客流量主要集中在城市副中心所服务的新建社区，证明新加坡正在向多中心城市结构转变；刘瑜等人将以上海人民广场为圆心、半径为13km 的范围划分为以每2km 为间隔的同心圆，通过每个圈层中出租车上下客人次的差值聚类识别用地功能，发现由中心至外围商业、娱乐用地逐渐减少，工业用地增加，证明了上海呈单中心结构；张伊娜等人在对上海新城的发展研究中，用手机信令的方式跟踪工作日各郊区新城居民的位移距离，即居住地与就业地的通勤距离，得出新城就业通勤距离在10 ～ 17km，新城的功能仍然强烈依靠老城区。应对“互联网+”时代驱动的城市空间变化01思维的变革—反思“蓝图规划”与“精英规划”互联网是技术，而思维则与人相关。回顾近三百年的技术革命就可以发现，技术创新的原理千变万化，但对人类社会的所有影响都明显地指向两点：提升效率和提高效能。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以平民化的构建为基础，以快速的反应为核心，构成了互联网思维的基本特征。全球知名的互联网公司都是以建立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更快捷联系的媒介来获利的，如谷歌和百度使人能更加快捷地获取信息、Facebook 和腾讯使人与人更加方便地建立联系、阿里巴巴和亚马逊使人能更快地寻找到更好的商品、Uber 和大众点评使人能找到更优质的服务，而工业4.0 则使人能参与到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中来……马化腾在对互联网“速度法则”的认识中提出，产品应该“小步快跑，快速迭代”，一个产品快速进入市场，快速收到反馈，在获得反馈后坚持不断的修正，就可以打磨出好作品。由此可见，速度是产品在互联网商业竞争中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手段。与互联网的快速反应形成明显对比，法定规划的程序性规定注定了传统的蓝图式规划难以对影响城市发展的种种要素做出快速、有效的应对，如从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到审批的过程漫长，使人们对其无法反映现实、无法有效指导城市发展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另外，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要求规划编制过程必须有公众参与，但规划的主要参与者、博弈者仍然是政府、开发商和规划师，从本质上看，以国家行政权力为保障的现代城市规划是公共意志的体现，然而“通过组织和公约方式形成公共意志，公约方式就意味着注定有一小部分社会成员被公共意志所忽略”，规划无论大小，终将会对城市环境、公共利益乃至个人利益产生外部效应，但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却是有限的，被“公共意志”忽略的可能已不只是“一小部分社会成员”。因此，今天的规划编制，应该从过去的取决于规划编制者职业水平转换为“取计于民”，各类互联网平台为规划提供了快速的意见收集与反馈通道，规划编制者也需认识到，城市规划关注的是公众利益，利用互联网改变城市规划的精英属性，增强技术与价值的合理性，是未来城市规划的发展趋势。02技术的变革—大数据的使用将常态化“大数据”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已经展示出巨大的力量：对于城市规划而言，大数据不仅是更多的数据，还意味着基于海量、高精度数据和更全面的技术方法，将使规划编制发生变革( 图3)。在规划编制的前期，规划者能依托大数据，准确地评估规划实施的效果，并通过对城市发展进行针对性的、直观的展现，为各层面的规划预测提供基础；在规划编制的过程中，由于新增的数据信息具有实时化、直观化的特点，有助于解决规划编制滞后的软肋，为城市规划的动态更新提供技术支持；而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信息传播与搜集的迅速化，信息搜集与挖掘的简易化，使得公众参与更全面，反馈更加具有针对性。尽管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大数据的分析结论大部分为一般规律的描述，而关于新的理论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仍在探索阶段，但是很明显，规划者们已经可以用全息视角来获得城市各方面的信息，大数据对于城市规划行业的影响将会渗透到更广泛的领域。
03策略的变革—跨界合作成为必然尽管规划行业已然关注大数据，基于大数据的各类城市研究也已初具规模，但对于数据的获取却仍显不足，尤其在规划编制阶段，规划对信息获取范围、时间跨度、精确性和覆盖性等方面有更高的要求，而对于绝大多数规划设计单位而言，规划项目一般很难获得公交IC 卡信息、手机信令数据等官方或者国资背景公司的数据。这就需要规划进行跨界合作。跨界合作的策略变革，一是跨越城市规划和信息化的行业鸿沟，需以规划主管部门为主导，与信息化的主管领域合作( 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科技创新委员会等)，争取大数据资源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二是广泛地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在以数据为王的年代，互联网巨头利用自身数据优势介入规划相关研究领域，将激发规划的巨大潜能，如百度大数据项目组就用可视化效果展示了百度大数据在春运迁徙、空间行为预测和人群聚集预警等各方面的研究；2016 年两会开幕，阿里云就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发布了“中国双创地图”，大数据一目了然：北京堪称“全领域明星”云创城市，上海是“互联网金融之都”，杭州是“电子商务”“互联网+ 政务”，广州是“互联网+ 教育”，深圳是“物联网”……与互联网的“跨界”与“交叉”将是城市规划变革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