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壮阔的中外旅行交流
人类对远方的地理景观、生态环境和人文现象永远充满了好奇欲望与探索行为。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时常见诸报端的消息称远隔万里的异国他乡发现几千年前的某个发源地的器物。如果不是远古时代的人类的远行与传播，这些器物就不可能出现在遥远的异乡。徒步跋山涉水、独木舟劈波斩浪，有的单次短途但持续经年地前行，有的一次偶然机会就会漂洋过海；有的主动探索挺进，有的被动求生逃逸，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人类把自己的足迹慢慢地渗透到几乎所有能够满足人类生存最低条件的地域。
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结构的组织化、国家化与宗教化，每一个人群都会以空间上的领域和精神上的归宿感划分为若干个相互隔离的格局。这时候的旅行，一方面有了集团力量的支持，出行的规模和影响力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出行活动也会受到各种制度及价值观的制约。有的时候出游不再是个人自由的选择，或者说旅行者需要突破某些人为的控制才能实现远游的梦想，即使是在以开放著称的唐朝，玄奘和鉴真的西行和东渡，还会受到政府设置的出境障碍。
工业化、全球化与现代化之后，人类的旅行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或者偶尔遭遇的流浪，而是大多数人民普遍的生活方式。不管是为了愉悦性的观光游览或休闲度假，还是为了组织或个人发展而发生的商务旅行与节事活动，国内旅游、出境旅游、入境旅游三种方式，必有一种影响到每个具有人身自由的国民。
古代跨国之间的旅行及其文字记载，对现代人的旅游文化交流，仍然具有深层、久远的影响。虽然现代旅游与古代旅行有着性质、参与者、组织者、规模性和经济文化影响等方面的明显不同，二者却存在天然密切的联系。古代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欧洲之间的丝绸之路沿线景观，今天仍然对文化遗产感兴趣的国际旅游者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连接西太平洋的东亚与东南亚与印度洋沿岸的海上航线，至今仍然是游轮旅游者乐而忘返的海上移动目的地。至于人们分别在中国故宫、法国凡尔赛宫、英国大英博物馆里面流连忘返地参观、欣赏的历代人类文明精品，很多就是通过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被作为贸易品或战利品辗转收集、藏展于各个堂皇宫殿的。
东西方的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同时在陆上丝路与海上航行两个舞台分头并进。中国地理位置地处亚洲东部，东面是汪洋一片的西太平洋，南面是广阔的南中国海，西南有高耸入云的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与南亚相区分，西部有一览无垠的干旱沙漠与高寒帕米尔高原相分野，北面则有千里连绵的戈壁与西伯利亚寒原相隔离。历史上的中华帝国范围内，大多数时间政治统一的社会、幅员广袤的国土面积、雨热同季的季风气候、相对丰腴的可耕种平原盆地土壤，孕育了中华文明内部的自我支持、自我循环的稳定生态系统。要冲破种种地理环境的阻碍，要么横渡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海上交通），要么穿越茫茫大漠高寒冰坂（陆上交通），两种跨境交流途径都需要付出非常昂贵的成本。
从官方的跨境交流来看，除了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面临外部巨大压力的推挤，一般不会贸然启动国家行动，对外部世界进行特定政治目的的访行，更难见到出于积极的向外拓殖的探险和移民政策。但当面对来自北部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南下的侵扰压力时，如果掌握中华帝国皇权的君主又是具有雄心大略的厉害角色时，帝国官方的足迹就会主动迈向中亚腹地，或者是为了外交结盟（汉武帝时委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开辟丝绸之路），或者为了开疆辟土设治统辖〔汉代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在新疆及中亚部分地区设置西域都护府；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设置安西都护府管理新疆及中亚地区长达170多年〕。
在由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为主建立政权的蒙元时期，政治版图一度扩大到整个中亚、西亚、东欧地区，丝绸之路的畅通处于统一的大汗帝国及四大汗国的协调管理之下。元代的一统天下，产生了随官方行军的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以及来自欧洲和北非的政治旅行家和出入境贸易商人合二为一的人物马可波罗及其《行纪》、伊本·白图泰及其《游记》。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可以实行官方主动海外殖民的机会就是明代郑和的多次大规模远洋航行，他的船队无论是造船技术、航行能力、军事攻击力量，都堪称当时世界一流，但是明朝政府的目的并非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向外殖民，七下西洋接触30多个国家甚至可能远达澳大利亚的目的，似乎主要是为了宣扬国威。壮阔的远洋航行，除了在若干途径的国家留下几块档案性石碑或纪念性亭阁外，其余的历史信息仅能在其随员马欢编撰的《瀛涯胜览》和另外一些记录中寻觅了。
随着近代西方工业化的成功和殖民政策的推行，来自欧洲的传教、探险、科考等多种目的的旅行家受到本国政府或其他欧洲国家皇家及政府的支持，进入中国从事探险活动，出现了类似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的多次入境及其游记作品《亚洲腹地旅行记》。
虽然中华帝国连绵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通畅和官方交流活动主要集中于汉、唐、元、清等武功强大的中原王朝或北方草原民族入主中原的几个时期，但是民间的商贸、宗教、文化、科技交流却从未停歇过。国家强大或一统江山的时期固然川流不息，即使是在民族冲突、政治边疆封闭甚至国家实行“寸板不得入海”的禁令时期，民间“偷渡”越境、“走私”贸易、海盗滋扰冲击等交流现象也经久不息地发生、扩大、融合着。中外民间人士主动地走出（或走进）国门、探索天下、求取（或宣扬）教法、通商贸易的能量之巨大、毅力之坚强、成就之丰硕，有时真会出乎我们的想象。无论是东晋法显的出行西域（见诸《佛国记》），唐初玄奘的天竺留学之行（见诸《大唐西域记》），佛法东传日本的鉴真东渡（见诸《鉴真和尚东征传》），还是明末地理学家徐弘祖的地理科学考察（见诸《徐霞客游记》），无一不展现出民间自发的宗教力量、科学探索力量的旺盛与坚韧。
你来我往的中外经典行记
为了集中反映历史上中国与周边或外部世界之间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盛况与演变过程，我们特地为读者准备了这套“世界著名游记丛书”，从旅行记录这个特殊的视角，观察、体验中外政治、文化、科技、交通与商业交流的煌煌大观。丛书的选录，分别考虑到中外作者的平衡、陆上与海上旅行活动的平衡、以及中古之前和其后历史时期的分布。
主要反应陆上丝绸之路的经典游记包括成书于东晋的《佛国记》（又称《法显传》），唐代高僧玄奘述、辩机撰文的《大唐西域记》、金元时期的契丹族政治家耶律楚材所撰的《西游录》，元代来自欧洲城邦国家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口述的《马可波罗行纪》，以及近代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所著《亚洲腹地旅行记》。当然，由于中国与欧洲、南亚之间的交通除了穿越帕米尔高原的陆路，海上航行印度洋与南中国海的路线也同时在使用，上述旅行者不乏陆上去海上回（如法显）或陆上来海上回（如马可波罗）的情形。
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从中原王朝所在地（长安）向四川盆地、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和缅甸、泰国、印度、阿富汗延展的南方丝绸之路，涉及秦蜀古道、茶马古道和蜀身毒道等不同部分。南方丝路的记载，除了唐代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轮传》（本丛书未加录入）外，较为详尽的描述当推明代地理学家徐弘祖在其《徐霞客游记》中详细述及的“滇游日记”中的记录。
海上丝绸之路，除了上述《佛国记》《马可波罗行纪》有所述及，全书着重反映通过海上路线的经典游记包括：日本学僧真人元开撰写的《鉴真和尚东征传》对中国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的记录；元代外交官员周达观所撰《真腊风土记》对浙江沿海航行至南海到访古代柬埔寨的记载；明代随郑和下西洋船队航行的阿拉伯语译员马欢所著《瀛涯胜览》三次航行访问亚非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记；元朝来自北非柏柏尔人（今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从海上丝绸之路到访中国刺桐港（今泉州），并沿大运河巡游北上至元大都（汗八里克）的鸿篇巨制《伊本•白图泰游记》，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不同文化通过海洋实现的交流史实。
一、西行：《佛国记》
东晋时佛教大师法显所撰，故本书又名《法显传》。此外还有《佛游天竺记》《释法显游天竺记》等书名。法显（334年—420年），东晋司州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地区）人。法显一行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前往天竺（今印度）求法。他们从长安（今西安）出发，其间经河西走廊、敦煌以西的沙漠到焉夷（今新疆焉耆附近），向西南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今新疆和田），南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取道印度河流域，再东入恒河流域，达天竺（今印度）境，又横穿尼泊尔南部，至东天竺，在摩竭提国（即摩揭陀）首都巴达弗邑（今巴特那）留住3年，学习梵书佛律。
与来路不同，法显回国时走的是海路。他由东天竺著名海港多摩梨帝（今加尔各答西南之德姆卢克）乘商船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留2年，再乘商船东归，中途经耶婆提（今苏门答腊），换船北航。在今山东崂山附近登陆，转取陆路，于义熙九年（413年）到达东晋国都建康（今南京）。义熙十年（414年），他写出历时15年远赴天竺的旅行经过，两年后增补为流传至今的《佛国记》。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陆上亲历中亚、印度并从海上航路经马六甲海峡和南海返回祖国的佛教旅行家，法显的旅行记录不仅对于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全球学者研究中亚、印度、南亚的历史地理、交通发展、佛教历史提供了关键资料。
二、西行：《大唐西域记》
自东晋法显留学印度取经后，又过了230年，唐代初年的僧人玄奘效法法显先师，于唐贞观三年（629年）又一次踏上丝绸之路，绕道葱岭前往天竺求法。玄奘开始出国时没有得到朝廷允许，相当于强行“偷渡越境”，“私往天竺”，显示其坚定的留学信念。玄奘经过河西走廊、新疆绿洲诸小国，翻越葱岭到达天竺后，游学天竺各地，获得了当地朝野僧俗各界关注认可。在天竺滞留了14年后，于贞观十七年（643年）再次选择陆路经由新疆盆地的于阗、楼兰等地回国，到达唐都长安时已是两年后的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国后的玄奘声誉鹊起，受到包括唐太宗在内的首都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在唐太宗亲自过问鼓励下，玄奘将其游历天竺的行程述撰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经其弟子辩机润饰编辑，于贞观二十年（646年）定稿呈献给太宗李世民，为中外研究佛教史和古代中亚、印度、南亚历史地理和社会文化变迁的人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游记内容覆盖今中国新疆、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涉及当时沿途138个国家和地区、城邦。根据章巽、季羡林、董志翘等学者的整理研究，《大唐西域记》一书已经成为丝绸之路文献中最为夺目的人类文明成果之一。
三、西行：《西游录》
耶律楚材（1190—1244年），法号湛然居士，原是契丹人建立的金朝的贵族，自幼接受汉学儒家影响，信仰佛教。他生逢蒙元帝国征服金国及其他国家的乱世，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攻占燕京，听说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遂向他询问治国大计。他最终接受成吉思汗及窝阔台汗的任命，担任元朝的中书令（宰相）。嘉定十二年（1219年）和乾定四年（1226年），耶律楚材两次随成吉思汗西征中亚花剌子模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和中原地区的西夏国（今宁夏甘肃内蒙西部一带）。《西游录》一书就是对其随军西征、驻守西域的经历记录。
《西游录》记载了耶律楚材于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年）自燕京（今北京）出发，过居庸关，经武川，出云中（今大同），到达天山北面成吉思汗营地的沿途经历。翌年（1219年），耶律楚材随军西行，越阿尔泰山，过瀚海，经轮台、和州，更西行经阿里马、虎司斡鲁朵、塔刺思、讹打刺、撒马尔罕，到达花剌子模国首府今布哈拉。耶律楚材在西域滞留达6年之久，东归4年后将其出征驻守经历写成《西游录》上、下两篇。耶律楚材的旅行路线，向后世生动再现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轨迹。
四、东行：《马可波罗行纪》
就在东方以僧人法显、玄奘和政治家耶律楚材为代表的的旅行者们不断西进探索、了解中国西部和中亚地区以及更远处的外部世界时，西方以商人（如马可波罗）和地理学家（如斯文·赫定）为代表的欧洲人也在努力向着他们心目中的中东和远东进发。其中马可波罗对东方蒙元帝国的描述，激起欧洲人对财富的向往和比欧洲更高文明的景仰，某种程度上促发了其后欧洲人的航海地理大发现。马可波罗也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位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由海上丝绸之路返回欧洲的旅行家。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商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马可波罗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径中东，历时4年多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17年。他们经过两河流域，越过伊朗沙漠，跨过帕米尔高原，最后穿过河西走廊，于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达元朝都城上都（今北京）。在北京，马可波罗接受了大汗的任命担任元朝官职，奉命沿京杭大运河南行，对沿运城市淮安、扬州、苏州和南宋首都行在城（杭州）都作了妙笔生花般的赞美，并且访问了元代中国最大国际贸易港口城市刺桐（泉州）。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踏上经中东返回意大利的行程。元大德二年（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被俘入狱，狱中遇到了作家鲁思梯谦，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记录的《马可波罗行纪》。
五、东行：《亚洲腹地旅行记》
作为本丛书10种著作中离今天最近的一本旅行探险记录，来自瑞典的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的《亚洲腹地旅行记》，记录了发生于十九世纪末叶与二十世纪初叶之交的中亚、新疆、西藏等地的地理探险和科学发现事迹。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斯文·赫定第一次由沙皇俄国进入中国新疆，考察了名城喀什。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再次进入帕米尔高原， 其间一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中亚、新疆、西藏的高山、沙漠和高寒雪原中多次进行勇敢的探险。民国十六年（1927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间，在瑞典和德国政府资助下，斯文·赫定领导了中国瑞典联合科学考察。这是一次在蒙古和大突厥斯坦地区的国际性、跨学科的科学调查。斯文·赫定的中亚考察成果，最集中反映在楼兰古城的发现和西藏地图空白填补两方面。正是通过他的精确描述，使新疆和西藏地理信息第一次被纳入西方的知识体系。
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开始，斯文·赫定陆续将其在中亚和中国西部的考察材料整理发布，成果总共超过50本书。《亚洲腹地旅行记》出版之后，对世界各地的读者产生了很大影响，斯文·赫定的书被译成英文、德文、瑞典文、俄文等几十种语言，将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景观与历史，一次又一次传播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
六、南行：《徐霞客游记》
在“世界著名游记从书”中，唯一一本没有涉及中国境外情况的著作就是《徐霞客游记》。但是在我们通常所谈及的丝绸之路体系中，无疑也包括连接汉唐首都长安和四川盆地（秦蜀古道），中国西南诸省（广西、贵州、云南）与青藏高原之间的茶马古道，以及从南方诸省远达南亚次大陆的交通与商贸路线（由四川成都至云南边境并一直沟通古代印度的蜀身毒道）。我们不妨将上述道路体系统称为南方丝绸之路。如果透过古人在这些地区的探险旅行记录，同样可以管窥南方丝绸之路及沿途相关地区的风土人情与社会经济图景。江浙闽粤沿海的旅行记录，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海上丝绸之路航线附近地域的历史地理景观。能够满足这一要求的游记，应该首推《徐霞客游记》。
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探险家、喀斯特地貌研究专家徐弘祖（1587—1641年），别号霞客，江苏江阴人，生活于明代后期万历至崇祯年间。徐霞客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旅行家和文学家。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22岁的徐霞客开始外出旅行，直到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在云南旅途中去世， 32年间基本上都在职业化的旅行生涯之中，先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足迹遍于华东、华北、中南、西南，特别是在广西、贵州及云南三省的旅行，留下了最为详尽的文字记录，其中“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和“滇游日记”三个部分尤为引人入胜，也是今天了解明代南方丝路的重要文献。
七、航向东洋：《鉴真和尚东征传》
与郑和的船队代表明代官方大规模、横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远征式航行不同，唐代的佛教高僧鉴真和尚为了弘扬佛法冒险东渡日本传播佛教文化的行为，主要靠的是个人的胆魄与毅力。唐朝虽然以盛世著称，日本等周边国家前来留学的僧徒为数众多，但中日之间的商业、文化交流仍然受制于海路相隔、海上因海盗存在而官府时常实行交通管制，运气不佳时还有台风巨浪等自然灾害的威胁。
鉴真和尚（688-764年）俗姓淳于，唐代广陵江阳（江苏扬州）人，生活于唐垂拱至广德年间。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日本遣唐僧荣睿、普照来大唐留学，并邀请鉴真赴日弘法授戒。天宝二年（743年）鉴真应邀开始突破种种阻扰和困难，寻求东渡的机会。十年之内五次泛海，历尽艰险，但均未成功。第五次东渡失败后，62岁的鉴真双目失明，但他东渡的意愿从未放弃。天宝十二年（753年）他第六次启程渡海，终于获得成功，抵达日本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月浦，经太宰府、大阪等地，于次年抵达日本首都平城京（今奈良）。在那里鉴真不仅传授佛法，还把灿烂的中国文化传到了日本。
《鉴真和尚东征传》又称为《唐大和上东征传》、《过海大师东征传》等。实际上《鉴真和尚东征传》并非鉴真本人撰写或口述，而是在其逝世于日本奈良16年之后，由日本僧人真人元开于唐大历十四年（779年）撰写，以向后人再现鉴真东渡日本及传播佛教的事迹。
八、航向南洋：《真腊风土记》
中国古人常将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称为南洋，福建、广东、海南一带的华侨移民行为也被称为“下南洋”。通过海路建立与南洋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实践。
作为南洋诸国较早的文明古国之一，真腊因其吴哥窟的历史遗产而闻名全球。真腊是古代柬埔寨的中文名称。元朝元贞元年（1295年），作为元外交使团的一名外交官员，周达观奉命乘坐海船出使真腊，使团取海路从温州开洋，经七洲洋，占城、真蒲、查南、半路村、佛村（菩提萨州），横渡淡洋至真腊国都吴哥登岸。周达观逗留约一年后于元贞三年（1296年）返回中国。回国后以游记形式创作了《真腊风土记》。
由于受到暹罗人的毁灭性攻击，明宣德六年（1431年）吴哥城被毁于兵燹，并逐渐被世人所遗忘。《真腊风土记》这本由中国人撰写的游记，成了柬埔寨（真腊国）那个时代仅有的一份文字史料。暹罗（泰国）破真腊国都吴哥后，首都被迁至金边，森林逐渐覆盖漫无人烟的吴哥，此后世界上竟然没有人知道还有吴哥窟这样一个人类文化遗产曾经那么辉煌地存在过。正是基于周达观在其《真腊风土记》对吴哥城的详尽记录，法国探险家才最终找到了它的遗迹，还其面貌于世界，让吴哥窟重现天日。
九、航向西洋：《瀛涯胜览》
虽然不少人认为中国是个典型的大陆型内陆农业文明国家并具有由生俱来的内敛文化，但中国人对于海洋的探索，通过海洋进行远洋贸易的努力，特别是民间的自发进取，从未止步不前。相对于活跃的、官方禁而不止的民间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活动，官方组织的万里海航，则以明代初年的郑和下西洋最为突出，而历史文献里面，也对郑和统率的远航事迹留下了具体的记录，其中郑和部下随员之一的马欢的《瀛涯胜览》，为今天的中外读者提供了详实的考察记录，一幅幅完整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图景，永久地刻录在人类海洋文明的发展史上。
自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众七次远航。每次远航的出发点都是江苏长江沿岸的港口，主要是太仓刘家港（浏河镇），经历占城、爪哇、旧港、暹罗、满剌加、哑鲁、苏门答剌、那孤儿、黎代、南浡里、锡兰、柯枝、古里、溜山、祖法尔、阿丹、榜葛剌、忽鲁谟厮、天方等国，最远抵及东非沿海摩加迪沙、布腊瓦、马林迪等地。前后七次所经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的30多个国家，建立或加深了中国和所到各地贸易和文化交流。这些远航足迹大多数都可以在马欢撰写的《瀛涯胜览》中触摸到历史的脉搏。
《瀛涯胜览》一书作者马欢是出生于浙江会稽（绍兴）的回族人，会讲阿拉伯语，被郑和聘为船队的通事（翻译官）。马欢曾随郑和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永乐十九年（1421年）和宣德六年（1431年）三次下西洋。根据几次出行经历，马欢将旅途中涉及的20多个国家的航路、海潮、地理、国王、政治、风土、人文、语言、文字、气候、物产、工艺、交易、货币和野生动植物等状况纪录下来，从永乐十四年（1416年）开始撰写《瀛涯胜览》，经过35年修改和整理，在景泰二年（1451年）定稿并流传至今。
十、来自西洋：《伊本·白图泰游记》
与法显、玄奘、鉴真、周达观等的佛教文化旅行相比，马可波罗、斯文·赫定来自基督教文化区域的国际旅行相比，来自北非柏柏尔人生活的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Ibn Battouta，1304-1378年）可以称得上典型的伊斯兰文化的使者。如果把郑和和他的阿拉伯语翻译官马欢也看成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航海家，至少在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伊斯兰教发生过重要的作用：伊本·白图泰所撰写的“旅途各国奇风异俗珍闻记”（即《伊本·白图泰游记》）被学者们誉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光辉结晶”（游记翻译者李光斌教授语）。
伊本·白图泰生活的时代正是摩洛哥历史上繁荣的马林盛世，阿拉伯帝国正处于不断扩张的时期，相对应的中国的元朝（1271-1368）也是四面攻略一统亚欧。两大扩张中的帝国发生政治、文化、商业交流理所当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伊本·白图泰在受命来访中国之前，就已游历过同样属于蒙元帝国的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和伊尔汗国。元至正二年（1342年），伊本·白图泰奉印度国王（德里素丹）之命由海上丝路出使中国拜见元顺帝，几次经停阿拉伯商人十分集中的当时中国最大港口贸易城市刺桐（福建泉州），并且出访过沿海的其他几个著名城市穗城（广州）、行在（杭州）和汗八里克（北京）。他的游记在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大促进了中阿之间的文化交流。
一带一路的文化积淀碰撞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宏大国际发展战略。这一基于中国与亚欧各国之间的新的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不仅对沿途有关国家具有积极的经贸合作、共同发展的现代意义，同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也具有深厚的地域文化渊源。围绕“一带一路”形成的古代游记，作为这一历史文化积淀的一个侧面，具有经典的样本意义。无论是中国人走出国门了解探索外部世界的记录，还是西方世界或阿拉伯文明的探险者、使者及商人的东方寻梦，无论走的的是茫茫戈壁，还是杨帆于浩瀚大海，这些著名游记几乎无一例外地途径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并且本身又给两条丝绸之路增添了丰富深邃的文化内涵。
众所周知，是中国西汉的使者张骞在距今2150多年前的西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奉汉武帝之命首次“凿空”，开辟了一条连接中国内地王朝首都长安与中亚，其后的继承者们又逐步将其延伸到西亚、南亚、欧洲、北非诸国，这一道路体系虽然早已存在，但直到清光绪三年（1877年）才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命名为“丝绸之路”，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关键通道。
与陆上丝绸之路相对应的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它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是由当时西太平洋、南中国海、印度洋沿岸一系列港口城市组成的国际贸易网络。从史料来看，《汉书》就已明文记载了海上丝路交通，这一海上通道在唐宋元政府实行海禁之前，形成了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重要港口，明代则有太仓刘家港，其中泉州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从中国各主要港口出发，航行到南洋、阿拉伯海、非洲东海岸，构成了海上贸易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因为运载大量中国的陶瓷，也被称为陶瓷之路。
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还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以及从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蜀道及身毒道，也即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
从地缘政治经济空间组织角度来看，从各种历史游记里面反映的具体线路和交流行为来看，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基本上可以抽象出三个地缘集体的相互作用，也就是东方的中华帝国、西方的欧洲诸国两大经济贸易集团的货物贸易方，以及夹在东西方主要交易双方之间的阿拉伯商人集团。东亚与欧洲两大制造商，或者两大消费市场力量之间，形成了一个中介商阿拉伯人，也就是中亚、西亚的诸多变化纷纭的部落国家。当东亚或欧洲的统治力量足够强大时，双方同时或分别实现对处于统治末梢的中亚的羁縻控制，如西方的罗马帝国，东方的汉唐帝国和蒙元帝国。但当亚欧内部纷乱时，位处双方之间的诸多部落国家便会趋于离心自治，或其内部出现纷争不已的乱局，丝绸之路的商贸、文化交流也就随之中断。本丛书收录的各种经典游记，都可反映出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亚文明与以古罗马文明为核心的欧洲西方文明两向对接、冲撞、融合的进程，处于这两种文明之间的中亚、西亚阿拉伯文明则分别承担了其间的掮客和交易商的角色。
从地缘宗教文化空间组织来看，无论是穿越帕米尔高原的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横渡西太平洋
和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游记作品记录和呈现给一代又一代读者的，不仅有其商贸、政治、军事交流方面的轨迹，也可以反映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主要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之间的交流与演变。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种基本的宗教文化板块的呈现、碰撞、替代、演变，不仅蕴含着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同样也给现代社会如何理解和协调“一带一路”不同文化的冲突与和谐共处带来深刻的暗示。
从佛教文化来看，喜马拉雅山南北的中国和印度，以及围绕起源于印度、流经中亚、生根中国的佛教文化之旅，构成了众多古代游记名著的主旋律，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真人元开《鉴真和尚东征传》、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等著作，都以较大乃至全部篇幅记录与佛教或印度教有关的东方文化。
七下西洋的郑和是虔诚的伊斯兰信徒并曾在远航途中朝觐麦加，《瀛涯胜览》的作者马欢会说阿拉伯语，来自北非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出身于伊斯兰教法学世家，这些背景充分反映了伊斯兰文化在古代丝绸之路交流中的广泛影响。同样地，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和来自瑞典的斯文·赫定，则深受基督教文化的熏陶。
值得注意的一个文化地理变化，就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沿途记录的古代佛教盛行的地区，在元朝及其之后发生了广泛的伊斯兰化。法显、玄奘、马欢当年寻访的许多佛教国家，沿途所观的佛教建筑，已经在阿拉伯人的扩张中逐渐萎缩退出，变成了伊斯兰化的地区，中国新疆、中亚五国、南亚诸国、东南亚诸国，莫不如此。原来属于奉行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的土耳其，因君士但丁堡战役失败，原来的东正教首都教堂也改变成了清真寺。这一世界宗教领域的改变，深刻地影响了东亚、欧洲、阿拉伯三大文化力量的覆盖范围和区域战略合作。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面临如何在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过程中，和谐协调三大宗教文化的关系的重大挑战。
2015年11月28日
于北京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