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区位、共同利益让不同人组成了社区，它是城市的最小社会单元。十八大四中全会决议的落实条文，逐条都指向社区，只有把社区做好了这些才能落实下去。深圳政府提出“来了就是深圳人”，东莞提出“新莞人”的称号，他们试图从社会角度和身份认同角度，实现移民文化和移民社会的共识，以建立相互之间的诚信和契约精神怎么能形成，重构被毁掉的熟人社会。龙岗区分为8类108个社区，财政关系、政绩观以及社会价值方式都因此完全改变，探索经过30多年不稳定的钟摆活动后，让“新客家人”在城市中找到归属，得到安居。
空间当中的社会学话题非常关键，如果建筑师在做社会学的话题，建筑一定会有感动人的地方，如果建筑师只是在做形态，玩自己喜欢的领域，就很可能有问题。
逻辑中没有偶然的东西，出现一种东西一定有它的道理，维稳一定是因为有不稳的问题，需要关注社区一定是因为社会松散、沙样化，过去那种政府街道办、居委会的方式组织不起来，因为没有利益共同体，没有关联性。今天关注社区，还要关注互联网+时代的银行、商家、NGO组织以及政府，所有人都在关注社区这个前沿，都在争相进入社区，用服务掌握社区的资源。政府关注社区，是为了和各种力量达成共识。这时候，建筑和规划就要理解为谁服务，怎么服务的问题。
资本的力量 资本永远是社会进步的推力。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涌入城市，政府放弃了应该承担的最低文明居住的责任，想依赖市场解决这个问题，深圳的农民把政府扔在地上的责任捡起来，用违章违法的方式捡起来扛在自己肩上，解决了深圳现代化当中和中国城市化涌入深圳人口的居住，哪怕是握手楼，哪怕通风不好，总比贫民窟好。2005年我们从社会学、制度、空间、市场等方面出发，在深圳的一个行政区做了一次深刻的研究，纠正了政府很多错误的观点。
规划和设计的立场 城市和乡村都在进化，规划设计的立场到底应该在哪里？城市设计不再只是“介于城市规划、景观建筑和建筑设计之间的一种设计。”城市设计应对社会活力中人群的“复杂性”、“流动性”与相对“稳定性”，建成让人心安的工作、生活的社区家园。立场改变了，技术发挥的方向就一定会变化。
现在很多艺术家、建筑师热衷于用先进文明的方式帮助乡村做一些改变，但可能立场有问题或是发力过猛，所以效果适得其反。比如前一阵欧宁在碧山计划中做的事情，就被北大社会学系的女生质疑了。欧宁他们不让村里做路灯，觉得有了路灯古村就没味道了。但乡村人觉得，“我就要光亮，就要路灯”——城里人和乡里人这时候就产生了话语不对等。我对乡村建设突然热起来有些担心，做这件事是对的，但现在做这件事的人出发点是什么？中国社会很复杂，做什么事都不会很简单的。
组织的力量 中国政府有最强大的社会组织力量，但在面对城市化超规模扩张时，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大，大北京、大广州、大深圳……用城市设计的方法研究深圳，深圳就不是一个大城市。细胞分裂才是生命正常态，而社会结构和组织的单一化是与健康生态相悖的。利用多中心组织城市功能和利用各种社会组织运营城市，是社会生态的重要表现形式。
通过用设计的方法解构，我们发现深圳并不是一个大城市，而是若干大城市组成的城市群。这样才会发现深圳的公共服务体系、交通出行是符合人性的。从深圳最西部到福田区，完全就是到了另一个城市。后来我们发现，深圳的健康成长，靠的是“诸侯模式”，而现在深圳又进入“再诸侯模式”（继续分拆新行政区和更多的社区），仍然要以相对独立的单元和适度的规模自我运转。每个大城市有自己的交通，城市和城市之间是快速交通，这样就收缩了城市负担的概念，提高效率，改变资源配置方式，让每个大城市有城市一级的资源。通过重构组织体系和资源分配方式，改变社会状态。
社会魔方城市 复杂的中国城市是“魔方”，复杂的城乡中国更是“多阶魔方”。它们的转动一定是从混沌开始。城乡不共进现象，让我们面对城市现代化与乡村现代化两个并行的问题，必须在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鸿沟上架上桥，谁也不能替代谁。传统乡土中国和现代城市中国，乡村现代化和乡村城镇化是一些价值权重关系深度纠结的领域，我们不能回避中国地域和城乡社会文明时差的客观存在，正视扭合的城乡关系。
城市并非树形，是社会生活组织、生态网络、社会经济、产业和文化影响、交通网络各方面的关联。当然政府从治理角度来讲希望城市越简单越好，但社会是非常复杂的网络，当所有发展都以城市名义的时候就会很有意思。
《芙蓉镇》里的王秋赦
中国是崇尚各种运动的国家，就像电影《芙蓉镇》里的王秋赦，没事就上街敲锣：“运动了，运动了！”新区（城）、工业园区、大学城、综合体、居住区、绿色低碳城市（建筑）、智慧城市、创意产业园区、海绵城市……等城市和建筑时髦运动，每隔一个阶段就会出现一个新东西。这些东西未必是好的，但看上去又是对的。其实无论对于国家、城市、社会和个人，他们不仅想在运动中获得愉悦，也需要获得其他东西——钱、政绩和其他。而且，中国一旦出现一件事，就会很快在全国蔓延，形成“运动状态”。
1．城市化运动。这本身是一个正面概念，只是会引起其他事情，比如城乡之间的关系。
2．经济特区与国家新区运动。中国最早只有四个经济特区，后来出现了国家新区，数量比经济区多得多，其实就是从政治上安抚某些地区，让它在荣誉感或政策上获得一种平衡。类似的称号，特区、工业园区、国家湿地，各部位都在往下派，接下来还会有国家公园了。这些都很正常，搞运动嘛，哪儿都不能丢。
3．新城运动。这大概是大家看得最多的，中国的新城运动大概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空间运动，每个城市都要做，既有增量又有虚荣，还有自己的算盘。
4．乡建运动。入了城的城中村并没有脱胎换骨，仍有农耕的惯性，只是表现方式有所变。乡建运动的主体，村庄、农民和政府之间，和市场之间表现为非常复杂的关系。今天城市人进乡村搞运动、搞建设、搞投资、搞扶贫，真是各种人都有。
5．文化创意运动。又是一个时尚的运动，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资源，但每个城市都要干，以文化的名义，把所有的文化都称为产业——认为文化也是赚钱的东西。对于国家来讲，文化还应是一种事业，不能混淆事业和产业的便捷，如果都想借助市场的力量，都要用文化赚钱，就有点过分了。
6．大学城运动。现在稍微大一点的城市都有大学城，把几所十几所大学凑在一起，不能叫城市，它看上去更像一个集中营。大学本来应该植根于城市中才对，大学是社会话题，要融入社会，大学生不能被关在学校里，要跟社会发生很密切的关系，不能够把它集中在一起。中国很多大学生跟城市没有关系，离得非常远，这是非常糟糕的，从教育上是割裂人与人的感情，不同代际的感情，割裂与社会的关系，不知道谁出的馊主意。
7．城市更新运动。这就更加复杂了，不同人做的方式不一样，理解也不一样，我们在深圳是构建更新的城市公共服务系统和更新的城市功能标准。普遍存在的城市更新就是破旧立新，容易破，但不容易立，这是大家那么多年都看到的，无论是社会的新还是社会的旧，还是城市的新和社会的旧，破容易，立非常困难。
8．“一带一路”。“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某种程度来讲这是大国必须要做的事情，只是它的后作用力被放大了。
9．互联网+运动。这是一场值得参与的运动，突破传统的时空、改变和创新社会政治、社会和经济关系方法，但需要考虑怎么+怎么做。
深圳现象
蚌珠现象与植入异质文化的政治规划
深圳在我们的眼中相当于是河蚌和珍珠的关系，中央政府往广东，岭南文化那么厚重那么稳健的区域里，植入一个完全无关的东西，让这个河蚌不断分泌，把这个东西包起来，最后河蚌还活着，珍珠也出现了。
“南洋风”与”北风”，“客家”与“新客家”——这就是深圳现象
从政治上的规划来讲，深圳很成功地完成了这个阶段性任务。深圳就是一座“特务城市”，一直在执行国家的特殊任务，从经济特区一直到今天前海的社会特区的苗头，或者未来走出去、引进来的中介平台。更有意思的是，高新技术和三来一补，社会开放度所营造的社会氛围，使深圳成为中国对创客文化、创新文化最为支持的城市。深圳的信息开放度好，社会文明程度相对较高，还有过去30年制造业发展形成的产业配套——最关键的是山寨时代打下的基础。
为什么岭南地区植入深圳特区没有死掉？就在于这里本来就是开放地区，有客家文化，现在则是有了新客家人，新客家文化时代对于岭南，特别是珠三角有非常积极正面的意义。
深圳不是总在“黑”和“白”的对立中考虑问题，多于二分法的方法思考问题就会很有意思。
这些年我们都干了什么？
城市建设的很多工作是一种“期货”而非“现货”，但很多领导都在任期内把“期货”当“现货”用，急功近利的背后是好大喜功，欺己亦欺人。前面讲的那么多时髦的概念，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路上，就像狗熊掰棒子一样，那些被抛弃一地概念犹如一地的玉米棒子。
我们面对未来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充满着理想，在激进和浮躁中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能力被高估了。有的时候太自信，在破与立之间，太自信自己拥有“先破后立”的能力，而历史实际上是积累起来的。比如我们在庐山抗震救灾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四川省设计院做的房子比不过当地的工匠做的房子，工匠用的是经过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经验，没有创新；我们的建筑设计处处想到创新，还没有学到工匠精神的精髓就去做，出了很多问题。
面对未来，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充满了理想，在激进和浮躁中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能力被高估了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我们对城市和建筑都干了什么？乏味、象形、仿古、抄袭、堆砌、生产，标志着效益为上、文化无畏、价值失向的时代。这些东西好像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我们缺少这方面的教程，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三十多年的快速城镇化至少给人类提供了很多样例和样板。今天，中国的学者和理论家正在寻找其中的缘由，想做出理论和学说来，但身在其中看不透，外国学者也感兴趣，但又不懂。
在破与立之间，我们太自信拥有“先破后立”的能力
建筑是这样，城市也是这样。千城一面，仅仅是为了追求量吗？是为了土地效益吗？我们是在追溯和模仿，不愿意创新，这是我们前三十年的习惯性动作，因为创新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代价。新型城镇化是纠错的城镇化？观察与思考能够被我们带来些什么？
乏味，象形，仿古，抄袭，堆砌，效益为上，文化无畏，价值失向的时代
千城一面，难道只是因为城市容量和土地效益？
设计是尝试未来的社会价值取向的行为，它就是要做和今天不一样的东西，要破坏，要创新，关键是把握这个度。设计是有预期的想象，空间是想象的对象，设计在人的行为和空间之间产生关联，我们再在这些活动中构建社会。我们很幸运，在从事未来学，今天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指向未来的。同样是设计，为什么会做这么多的变化出来，这里有价值观的原因，有技术规范的原因，这就是设计的力量，因为设计有预期。
说起苹果，大家往往都认为是乔布斯太厉害，但在他背后还有一位杰出的设计师——乔纳森·艾夫。乔纳森的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苹果的命运，设计主导技术，倒过来让苹果做出来很多变革。设计主导工程，而不是被工程所控制，这样的权重和因果关系对于城市、社区的活力而言不也相同吗？
思考——设计，有可能影响未来的工作
设计有很多内涵，但一定有一个前提——要做和今天、和过去不一样的东西，否则就叫拷贝。规划和设计有点差别，规划本来应该包括设计，但今天把规划做成了规划，不是设计，而是八股，一直在讲法定规划和非法定规划，于是就有了我们搞城市设计的。
没有单纯技术的规划和设计！因为规划和设计想的是未来的那些人和事。一定要想人是怎么生活的，事情为什么是这样，才能解决今天怎么设计的问题。要用这个思想去考虑你画的每一条线，画个楼梯都会影响人上下楼梯的行为。
我们要应对的是社会问题，因此要在我们的想象和对象之间建立关系，设计的图形和形态反映的是它的社会状态。前期我们针对使用者在其中的活动规律、公共服务、城市服务进行了很多研究，其中很多内容看似和设计没有什么关系——产业功能、行为模式、空间组织、公共空间、建筑价值、社会生态。我们还提出插座城市的话题，并预测了9种可能出现的社会状态。
设计——“人为的”和“为人的”
城市规划“无心插柳” 用深圳的方式理解城市规划，是一种“观察规划”，规划不是引领什么，而是在推动，城市规划永远不可能先知先觉地知道社会将要发生什么。除非你有判例参照，但对于先锋性的城市是不可能的。深圳城市的发展是无心插柳的，深圳的进化是诸侯模式先行的，当它自发形成一定规模后城市规划才进行秩序化的组合和整理。2005年在特区外用空间布局的方式，由新城集约原有的无序化发展，提供服务。
深圳城市发展的动机机制关系图，规划据此主动维护多元系统
很多现象先于规划和设计。“华强北”工业区是个好的观察案例，有的自身发展规律，从工业区到证券行到银行到商业到卖手机的，不是规划能引导的。华侨城创意产业园和招商局的“南海意库”甚至城中村也都是案例，由不同社会力量所支撑的运营状态，确实不是我们所习惯的自上而下的规划。在容忍它们自组织发展的背后，都有一段政府“故意”的观察周期，在对和错之间，留下一段时间和培育某种活力的“灰色”空间“试错”。
城市规划作为制度，“制”约什么？制约到什么“度”？规则要有地气，有礼貌。觉得规划应该强势是政府思维，政府主导的东西很容易被毁掉，在深圳，政府要大力扶植哪个产业，那个产业一定出问题。政府需要的是在背后提供服务。深圳已经成熟的规划制度力是一种“U型力”，不是出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而是其他三个方向。
规划是推力，在发现社会现象时产生推动。规划是政府代表大众的力量为某些现象调整方向，如果站在前面，就是反推了，就会上市场的当。产业升级，政府升级，城市规划也要升级，才能和社会进步相吻合。当然在其他地方，政府的力量会相当强大，天津的滨海新区就是例子，政策施肥，会长点东西出来，但规模太大，未来会出问题。
城市设计的协同作用 无论建筑还是规划，一定是协同和跨界的，过去说三个和尚没有水吃是胡扯，三个和尚照样可以有水吃，它是制度话题，机制话题，一定会创造出一个东西来公平和平衡。
城市设计，横向是不同专业协同化，纵向是同类专业承传交接，设计在纵横中都是组织者。建筑师设计房子，一定要结构、水暖电各专业的辅助，城市更加复杂。单匹的马会乱跑，有了驾辕就能把它们组织起来，有了系统和方向，这是制度问题。
空间的人性尺度 不同尺度会带来不同的感觉。相对于上海和北京，深圳不是一个大城市。
按照深圳是一个大城市的简单逻辑，组织城市公共资源。这种不切实际的公共资源配给势必造成城市生长结构的模糊和不稳定。规划的间接失控，将继续加剧城市服务标准割裂、城市空间的不等质发展和城市服务尺度的非人性化。
深圳的每个大区，人口规模已是大城市规模，只有把同等的公共资源投入这几个大城市，让它们产生协作，深圳作为一个都市圈、城市群的价值才会是公平的，如果还按区的规模一定会出问题，我们也会注重相同环境品质标准下的差异化地区特征。这种分工合作只有用设计才能发现，规划是基于指标的，设计是基于人的，规划基于宏大叙事，自上而下，设计研究人的行为，自下而上，出发点不一样。
深圳是同等公共资源投入标准下协作的“大城市”群
相同环境品质标准下的差异化地区特征
集合城市：一种公共资源组织方式
城市更新 深圳更新的专项规划，是广东省在土地资源紧缺后的“再耕”，以城中村为主的资源出现后瞬间被迅速占领。如果说深圳城市前30多年发展是渐进外延占据空间的阵地战，那么城市更新就是一次市场全域的集体空降占领可更新空间的快速行动。
深圳有超过一半人口居住在城中村中，这次城市更新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引发了逐利而混沌的城市更新运动，社会学家、规划师、政府、市场各方面把文明的、现代的、未来的、利益的东西全部扯到里面。无论从保护、城市记忆、低收入人群等从任何一个单方面来看，都会有偏见，城市没有那么单一，魔方要转得好才能达成某种共识。
我们与都市实践合作的项目，华侨城西面的白石洲村，用了垂直城市的方案。因为这里密度太高，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各方面都能支撑这个需求。这种需求带来一系列变革——建筑规范出问题了，交通服务方式、社会管理方式、社会组织方式都是过去没有的，观念空白，法律空白，制度空白。这个项目已经做了三年，共同解决一系列从来没有遇到的问题。
我们用复杂的组织逻辑以增强说服力，从某种程度上讲，规划师确实是骗子，因为我们只会去讲未来的还没发生过的事情。
白石洲村的研究，把城中村的记忆和新建的东西乱炖在一起。文化就是要纠缠的，冲突的，让多方利益在里面扯。有思想，才会有问题、才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搞设计一定要找出问题，想出问题。更新规划一定更新思想，向外张望的人在做梦，向内审视的人才是清醒的。
思想，科技积极影响社会的变革 在互联网时代城市出现了实体和虚拟的场所，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是否也要进入虚拟的时代，不只是虚拟地显示未来的实体空间，而是要关注虚拟时空中对当前实体城市社会的影响（比如游戏里的建筑，建筑师能不能介入设计？）。“宅”，也是社会学话题，人活在虚拟空间里，虚拟空间也需要社会学的干预问题。
深南大道景象
深圳的深南大道中间有很宽的绿化带，这本来是为了做轻轨预留的，没想到后来建了地铁。同样是深南路，政府的规划和华侨城的规划表现出不同的气质，正可谓“相由心生”。政府规划讲究宽，讲究规则，华侨城用绿化把路分为两个空间，人在空间里就没那么紧张。
华侨城区域内的深南大道
我们曾经过做罗湖人民南路的改造，从场所行为需要出发，把人行道加宽，做的还是不对称的。城市设计处支持我们，但规划局局长反对，他说；“市里正在推‘静畅宁’工程，要‘畅’就要加宽，你怎么还把路缩窄了？最后，政治上“正确”的决策导致这个设计没有实现。
对象——“城”和“乡”、“空间”和“人”
虽然有10次中央1号文件都强调三农问题，也有各种行动，但还是不能支撑乡村的改造。乡村目前状况恐怖，空心化严重，不仅青壮年流失，有的地方连支部书记都找不到了。城市和乡村的二元结构是中国的两条退，退化的乡村直接影响中国社会基础的退化。
温州的龙岗镇是中国城市化中唯一不是由政府倡导，而是由农民自发集资建设的案例，违章建设，没有户口，就是一群人产生的共识，镇里书记的胆子比较大。
温州龙港镇自发组织形成的城市规划
从规划的角度看，它的结构太简单，划一条路，这里放医院那里放学校，就把地卖了，卖完后自己建，就成规模了。官意和民意在某些时候产生了共鸣，使得这个城市出现了。温州的民营经济和民间力量某种程度来讲是非常好的东西。
人和空间的关系包括自由、安全、法制，让他的活动和场所之间产生文明的交流。户口是歧视人的符号，它是城市化的悖论，迁徙自由和居住自由本来是城市化最重要的指标，但我们没有做到，没有居住自由，房价、保障性住房等问题都由此衍生。
城中村的机会：耕田的“村”与耕城的“村”
城中村的内因：农村社会以自己的方式也在现代化（城市化）
城中村的价值：一种难受的舒服——痒
2005年深圳渔农村炸房的时候我拍了照片，那么好的房子给炸了。我们认为深圳的城中是一种“难受的舒服”，没它不行，有了它又觉得不舒服。其实城中村自我改良的动力也非常强，不断发育、变革，也在朝好的方向走，楼的间距也在变化。廉租房的问题是中国城市化改革当中最大的问题。在北京，地下室不让住，蚁族不让住，居住本来是城市政府的责任，你反而用政策把这些人都去掉，这就太过分了。
为了检讨成都7年的城乡统筹规划，我们在成都青白江地区进行调研，通过与社会学家、科学院遥感所合作，从空间、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剖析，发现城市、乡村和城乡结合部这个特殊区域都有自己清晰的边界。城市和乡村都有自己的建设规律，不同替代。这一判断为政府的政策分区提供了相应依据。农民的生活居住和农业问题要按照农村伦理方式去解决。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的进退，正是规划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