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两极世界的交汇看人类文明的分布，西亚北非文明区处于这两极世界交汇的中心。从农耕与游牧两极世界交汇而成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看人类文明进化的大势，东方是古代世界文明进化的中心。从东方文明看各文明区的分布，中国又处于东方文明的中心。
中国之所以是东方文明的中心区，这是由中国在东方文明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和中国特殊的文化结构决定的。在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交合中形成了东方世界三大文明区：以印度为中心的东南亚文明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明区，以埃及和两河流域为中心的西亚北非文明区。在这三大文明区先后形成了三大文化体系：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儒文化。这三大文明和三大文化体系在空间结构上是一个有序的分布。
1、印度文明区：解构力不足的多元宗教文化区
以印度为中心的文明区属于远离游牧世界的大区域农耕区。同西亚北非和中国文明相比，印度文明在进化中受到游牧部族的冲击最少。处于大农耕区的印度文明，虽然存在着丰厚的农耕文化，蕴藏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化的强大建构力，但由于印度文明区缺乏足够的游牧文化的注入，缺乏足够的解构力，过强的建构力与过弱的解构力相结合，形成了印度文明特有的性质。
由于缺乏足够的解构力，使蕴藏在农耕社会的中建构力未能从封闭的原始社会结构中充分地释放出来，因此使印度文明区成为东方文明世界中集中统一程度较低，统一文明史时间最短的地区。
除公元前3～2世纪的孔雀王朝和7世纪的戒日王朝曾经使印度有过短时间的统一外，印度文明进化的大部分时期处于政治和文化上的分裂割据状态。一方面印度作为远离游牧区的大农耕区，农耕文化得以在外界较少的干扰下充分发展，使印度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宗教文化发源地和生产地。长期以来，对心力的过分推崇和挖掘，使印度成为古代世界最富有智慧的民族，印度虽未能像中国在朝代的更替中，缔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大帝国，也未能像古埃及建造出象征王权的一座座的金字塔，但他们却利用智慧的力量创造出了其他民族无法相比的一座又一座的“文化金字塔”。
在古代世界十大宗教中，其中佛教、印度教、耆那教、等三大宗教产生于印度。另一方面，由于缺少足量的具有阳刚特质的游牧文化的注入，缺乏政治上的统一性，使印度的宗教文化又成为世界上最缺乏统一性和最具多样性的文化。
尽管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曾存在过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期，但随着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中国文化也就走向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统一发展的道路。在西亚北非区，阿拉伯民族崛起以前，虽然也没有统一的文化，但在7世纪阿拉伯民族崛起以后，整个西亚北非区的文明终于统一在伊斯兰教文化之下。
在印度文明区，自公元前6世纪耆那教、佛教、顺世论派哲学产生之后，到公元5世纪印度教的兴起，印度始终是一个多宗教国家，始终未能取得文化上的统一。政治与文化上的不统一，使印度民族饱受长期分裂之苦。
2、西亚北非文明区：解构大于建构的动荡区
印度文化表现了东方文明世界阴柔的一面，西亚北非文化则表现了东方文明世界阳刚的一面。西亚北非处于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交汇的中心，农耕文化携带的文明建构力与游牧文化携带的解构力处于频繁而激烈的对抗之中，使西亚北非区的文明和文化表现出不同于印度和中国的特征。
西亚北非文明区处于东方与西方、农耕与游牧各种世界力量的交汇中心，注入的解构力量过于强大，整个社会频繁地处于统一与分裂的交替之中。当解构力量占主导地位时，整个地区处于分裂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解构中释放出建构力重新发挥作用，整个地区又处于新的统一之中。
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成和发展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和一定的历史时间，在西北非由于缺乏中国与印度那样的有利于文化发育的稳定环境，因此这一地区是古代世界最后一个找到统一宗教文化的文明区。早在公元前5世纪佛教和儒教文化就已形成，公元1世纪以后基督教文化也在欧洲出现，但整个阿拉伯民族最终统一在伊斯兰教文化之下，却是7世纪以后的事情。
3、中国文明区：解构与建构两极均衡的太极区
中国属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大区域农耕区，这与印度文明区相同。但中国的西部和北部与游牧世界相邻，在中国文明的演化中经常遭到游牧部族的冲击，这与西亚北非文明相似。
大区域农耕区使中国拥有与印度相同的农业文明在大时空中发育的条件，但中国与游牧区相邻，具有阳刚特质的游牧文化不断注入，使中国古代文明演化又拥有了印度文明区所没有的统一力。
总之，中国文明所处的位置，使中国文明与文化的进化兼具印度和伊斯兰文明的特点，但又不是它们在中国文明与文化结构中的简单再现，而是一种新的有机整合。由此，使中国文明与文化的演化具有既不同于印度又不同于西亚北非文明区的特点。
中国古文明的进化过程中，不断发生着朝代更替与民族分裂，但并没有像西亚北非那样出现文明和文化的断层，也没有像印度那样在分裂状态下出现文明进化的长期停滞，而是在短暂的分裂中孕育着更大空间和更高层次的统一。
从禹建夏朝到周王受命于天一统天下，中国的上古文明像长江之水一样平缓地不间断地由小到大、由慢到快地向前涌动。
进入春秋战国以后，虽然出现了封国林立，诸侯争霸天下的格局，但是在此之后出现的秦帝国却将中华民族的统一推向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轨道。
在秦帝国之后2000多年历史中，中国的历史仍然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振荡中进行着。正是这种分与合的交变，才形成了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统一与繁荣的历史动力。
在此期间，中国也遭受到外族入侵、国家解体民族分裂之变，但由于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的2000多年时间中，中国曾经拥有了一个足够的文化与政治均衡发育的时期，因而使中国的文明结构和文化结构都表现出了其他民族不可比的稳定性及其自我调控的再生能力，充分表现了中国文明在与游牧部族的对抗中强大的同化力。
中国文明之所以成为东方文明世界中统一性稳定性最强、发展程度最高的文明，这是因为中国社会中的建构力与解构力均衡交合的结果。两极力量的均衡交合，既避免了因建构力过弱造成的能量封闭，也避免了因解构力过强造成的能量外耗。
正是两极力量的均衡整合，使中国文化的进化拥有高于其他文明区的推动力，使中国文明成为古代世界统一性与连续性程度最高的文明。
